中国减贫案例:湖南慈利从要素激活到价值实现的减贫实践

日期:2026-04-16 浏览次数:


作者:陈涛涛、乔子荑、安浩甄、荣煜、冯舰、范纪玮、林一航、宋清

 

序言:

2025年,由清华大学携手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智利天主教大学、智利大学、秘鲁太平洋大学及五矿秘鲁邦巴斯公司等多家机构共同主办的“中拉青年应对全球挑战——2025减贫营”成功举办。该项目旨在搭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激发中拉青年在减贫领域的创新思维与实践潜能。

20261月,在“2025减贫营”赛事中脱颖而出的拉美优秀青年来华,开展了涵盖学术交流、实地考察与文化体验的深度浸润活动。在此期间,清华大学拉美中心联合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组织32名拉美青年与约60名清华大学学子,共同组建了三支中拉混合支队,分赴云南南涧、江苏高淳、湖南慈利三个减贫示范地进行深入学习。为系统呈现调研成果,我们将推出针对上述三地的系列减贫案例研究。本文聚焦湖南慈利——即中国-秘鲁支队的学习基地,深入解析其从要素激活到价值实现的减贫实践。

 

湖南慈利县位于张家界市东北部,地处武陵山脉腹地,山地丘陵占比超过80%,河流纵横,森林覆盖率高、物种丰富,生态环境独特。慈利曾为国家级深度贫困县,列入国家832个贫困县名单,长期面临典型山区困境:交通不便、耕地零散、农作物以初级产品为主。自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县域内针对不同贫困问题采取了精准施策、多点突破的方法。到2020年初,慈利实现贫困人口全面脱贫,成功退出贫困县序列,成为湖南省乡村振兴和特色产业扶贫的典型示范区。

本文选取慈利县交通建设、富硒农业发展及创新引入外来农业品种三个代表性减贫案例,基于“5W1H+”分析框架,从贫困场景致贫原因减贫方案与实施策略项目成效四个层面阐述案例内容,并在总结部分结合每个案例的经验提炼可供借鉴的减贫策略。

 

一、山区交通改善的减贫机制:基础设施驱动的要素流动

(一)贫困场景介绍(What + When + Where

慈利县面临的一项突出贫困问题,是山区交通贫困,即在复杂山地地形和交通基础设施滞后约束下,人员、产品、资本和资源难以顺畅流动,地方资源难以进入市场体系(What)。慈利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地处武陵山脉东部边缘,辖427个行政建制村,村庄分布较为分散;同时,武陵山片区整体具有山高坡陡、沟谷纵横、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的共同特征(Where),交通、供水、电力和通信等基础设施铺设难度普遍较大。在2010年代以前,慈利长期面临由地形条件导致的交通基础设施约束,部分偏远地区处于通而不畅甚至不通的状态(When)。以甘堰土家族乡为例,当地缺乏便捷的对外通道,尽管拥有峡谷、悬崖地貌等优质生态文化资源,也因交通不便、产业组织能力不足和价值链延伸缺失,长期停留在难发展的状态。

 

(二)致贫原因分析(Why

慈利县的贫困问题,本质上源于基础设施约束下的要素流动受限,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在生产与流通层面,交通不便显著提高了交易成本。农产品从生产地到集散地的运输时间与费用均较高,并增加了损耗风险,导致农户即使具备生产能力,也难以通过市场实现收益最大化。

第二,在要素配置层面,道路条件限制了外部要素的进入。企业投资、技术扩散与劳动力流动均依赖交通条件。当通达性不足时,资本与产业更倾向于流向交通便利地区。

第三,在资源转化层面,可达性不足阻断了“资源—市场”的连接机制。自然景观与生态资源虽具备开发潜力,但由于缺乏基本交通支撑,无法形成旅游产品或消费场景。

因此,慈利由于交通基础设施不足导致资源无法进入市场体系,进而形成发展机会缺失。

 

(三)减贫方案与实施策略(How + Who

慈利县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减贫的基础性突破口,逐步形成了以政府统筹乡镇执行村民参与为核心的推进机制,并通过交通+产业的路径实现发展条件的系统性改善。

1. 政府统筹规划与资金保障

慈利县将交通强县建设纳入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重点战略,并在十三五期间通过中央与省级专项资金及地方配套投入,累计投入约30亿元用于交通建设。2016年前后,县域层面提出旅游线、资源线、产业线三路建设框架,将交通网络与产业布局相结合。其中,旅游线重点连接景区与乡村节点,提升游客可达性;资源线服务生态资源开发与乡村生活需求;产业线则围绕农业生产基地与加工、销售环节进行布局,实现生产与市场的直接连接。这一规划使道路建设从单一通行功能转向服务产业发展的综合功能。

2. 乡镇执行:制度保障与组织协调

在乡镇层面,地方政府承担具体执行与协调职能,是政策落地的关键执行层级。乡镇根据县级任务分解至具体道路和村庄,明确施工顺序与时间节点,确保工程有序推进。

一方面,通过入户走访、村民会议等方式开展前期需求调研,将村民关于通行安全、排水设施等合理诉求纳入设计方案,提高项目匹配度;另一方面,在征地补偿与施工过程中进行利益协调,降低社会摩擦,确保项目顺利推进。这一治理模式通过参与式决策提升公共项目与实际需求的匹配度,增强基础设施使用效率,为后续产业发展与市场接入奠定制度基础。

3. 村民参与监督与后续维护

村民参与道路建设,在施工阶段获得阶段性收入,同时通过村民代表监督工程质量,确保道路长期可用。在后续运营中,村民参与日常维护与巡查,形成低成本、可持续的管护机制。这一过程不仅改善了基础设施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区组织能力。

主体

介入的时间/阶段

关键贡献

获益

县政府

前期统筹至建设全过程,十三五期间重点推进

统筹规划与资金保障,提出三路框架,推动交通与产业、资源开发相结合

提升县域通达性与整体发展基础

乡镇政府

县级规划落地后的执行阶段

分解任务、调研需求、协调征地与施工,保障项目落地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与项目匹配度

村民

施工阶段及后续维护阶段道路建成后

以工代赈参与建设,监督质量,参与日常维护借助道路改善扩大农产品外运和销售

获得务工收入,改善出行条件降低运输成本,提升经营收益

村庄/景区/产业节点

道路网络完善后

纳入统一空间网络,实现资源与市场连接

增强发展机会,带动减贫增收

 

(四)减贫成效与经验启示

随着道路网络逐步完善,交通改善开始转化为发展条件改善。一方面,道路连接了农产品生产地、集散地和销售市场,降低了运输成本和损耗风险,提高了农户进入县域市场的便利性;另一方面,道路将原本分散的景观、村庄和产业节点纳入统一空间网络,使峡谷、悬崖地貌和文化景观等资源具备了进一步开发的基础,为后续乡村旅游和农文旅融合发展创造了条件。

这一案例的启示主要有两点。第一,基础设施减贫能够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地方治理主体通过整体规划和投入,把原本受地形阻隔的空间资源转化为可进入市场的发展要素,慈利提出“旅游线、资源线、产业线”的整体布局,打开资源进入市场和产业向外延伸的通道。第二,减贫项目要从单点突破转化为有效的公共成果,需要形成统筹+执行+群众参与相衔接的组织化实施机制,通过多层级协同提升项目落地能力和后续运行稳定性。

 

 

二、发展带头人带动下的产业升级与组织化整合:特色农业减贫路径——以慈利县樟树村为例

(一)贫困场景介绍(What + When + Where

樟树村面临的突出贫困问题,是在山地丘陵地形约束下,农业长期停留在分散经营、传统种植和低附加值产出阶段,农户缺乏稳定而可持续的增收渠道(What)。樟树村所在区域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耕地零碎分散,难以形成连片耕作和规模化经营,生产方式主要依赖小农户分散经营(Where)。到2000年代初,村庄整体上仍处于产业结构单一、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农产品附加值较低的发展状态,既缺乏能够带动农户进入更高价值市场的特色产业,也缺乏将分散农户组织起来的有效机制(When)。

 

(二)贫困原因分析(Why

1. 自然地理条件制约了农业规模化经营和生产效率提升。

樟树村所在区域山地丘陵比重大,耕地零碎分散、坡向和水源条件差异明显,导致农业难以形成连片开发,每块土地都需要分别投入灌溉、施肥和管理。受此影响,机械化、标准化和规模化经营难以有效推进,农业长期停留在小规模、低效率状态,单位土地产出和经济收益提升有限。

2. 传统种植结构与组织化、市场化能力不足相互叠加,固化了低附加值经营方式。

慈利较长时期内以玉米、油菜、柑桔等传统作物为农业基础,农户生产决策更多依赖经验惯性,结构调整动力不足收益主要停留在初级生产环节单个农户既难以独立承担结构调整的试错成本,也缺乏稳定对接更高价值市场的能力。

 

(三)减贫方案与实施策略(How+Who

针对前述慈利县农业长期面临的两类核心约束溪口镇樟树村探索出一条以产业升级 + 组织化整合为核心的减贫路径。以王林元返乡创业并进入村级治理为关键起点:通过引入外来高市场价值且适应本地自然条件的水果品种实现种植结构调整,用试种成功建立示范效应,再通过资金投入、技术扩散与合作社组织把农户、土地与市场有效联结,推动经营从个体种植走向合作社统筹的规模化与标准化从而在空间上回应土地零散问题,在产业上回应产品低附加值与缺乏创新问题成为慈利特色农业创新减贫的典型模式。

1. “带头人”返乡创业:从低收益作物到高价值水果

王林元是现任慈利县溪口镇樟树村党支部书记,慈利县富民水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也是樟树村依靠水果产业脱贫致富的带头人。他于2002年返乡创业,为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带着技术和个人积累的初始创业资本从广州回到樟树村。

一直以来,樟树村都是种植油菜、柑橘等为主,村民因循守旧,缺乏开拓意识、经济头脑和科学技术。王林元曾在广东从事水果采购,积累了相关产业经验。他在实践中发现相比于种植玉米、棉花等传统作物,葡萄与梨生长周期更短、具备更高单位产值,于是他引入外地优质品种并进行“引入—适配—试种”,确保适应本地土壤和水源条件,从而完成从低收益作物向高产值作物的结构性调整。数年时间,王林元打响了水果种植基地的品牌,个人种植面积达到208亩。

2. 组织化扩张:从个人示范到合作社治理

2.1 形成“合作社+农户”模式

在基层治理与产业发展互动方面,王林元兼任村支书,将产业发展与村级组织管理结合。获得了个体经营的成功后,曾经质疑过王林元的村民们来了兴趣,前来打探水果种植的情况。村民的热情让王林元看到了带领这个偏远山村脱贫致富的希望。王林元使用创业初期积累的个人资金,带动党员与周边农户参与,为当地老弱村民免费发放种苗,降低农户试种与扩种成本。在技术服务方面,王林元通过兴趣驱动的自学与外出培训积累经验,再反哺本地生产体系。村民纷纷加入参与,通过种植初步获益,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然而,产业扩展到多农户参与后,在分散交易情形下,农户议价能力弱,容易被动降价,而个体在市场中相互压价会破坏整体价格体系,出现“烂价”,从而削弱长期收益预期与产业稳定性。与此同时,村中一部分农户缺乏劳动力或不具备种植条件,难以通过自营种植直接获益,需要通过土地要素出让或就业安置嵌入产业体系。为解决这类市场秩序与难以自营种植的问题,王林元决定于2011年成立慈利县富民水果专业合作社,并逐步将约126户农户、600余亩土地纳入统一体系,形成了以合作社为载体的组织化安排,其管理制度被细化为“五统一”:生产培管技术、农资供应、病虫害防治、经营管理、产品销售五统一。

合作社主要为村民提供销售组织与技术服务。在销售组织方面,合作社统一对接市场订单,并在面对大批量订单时协调不同农户按其产量供货,之后统一结算;销售回款合作社再按供货数量返还给农户,通过统一销售渠道与统一定价,提供稳定的销售保障并维护价格体系。

2.2 要素整合与就业吸纳:土地流转 + 基地务工双通道增收

一方面,富民水果专业合作社为愿意自行种植水果的村民提供统一销售平台;另一方面,合作社还针对两类人群提供了土地流转的收入渠道。一类是外出务工农户以及部分缺乏劳动能力的群体;另一类是作物与技术的资本密集度差异使得部分产业(如葡萄)前期投入高、设施成本大(棚架、水泥桩等),普通农户难以承担,且难以形成规模效应。由此,土地流转成为规模化经营与技术体系落地的关键前提,当前村内流转土地已达200余亩。村民通过将土地出租给合作社,合作社在获得土地经营权后统一经营,并向村民明确流转价格、按年结算租金。受益于土地流转整合后统一经营的规模效应,规模化经营出现了显著的技术集成:铺设水肥一体化系统、远程控制施肥灌溉;通过避雨棚模拟干旱少雨环境减少病害与农药使用;配合生物防治(如杀虫灯)等提升品质。合作社为农户提供全流程生产管理支持,包括施肥、修剪等指导,覆盖产前、产中、产后,确保农户能够按标准进行生产。农产品的产业附加值较高、单位产出水平显著提升,当地流转价格已达到每亩六七百元,而传统水稻种植地区通常仅一两百元。

此外,合作社还成立脱贫车间,为弱劳动力群体提供就业岗位,被流转农户获得土地租金的同时,也可在基地务工获得稳定收入,包括田间管理、除草等轻体力工作,六七十岁老人也可参与。务工收入按月结算,并通过考勤记录具体工作天数发放。通过设施农业等方式,合作社实现全年用工安排,即便雨天也可在设施棚内作业,从而提供更稳定的收入来源。

农户参与合作社后可获得多渠道收益。对于有种植能力的农户,合作社提供苗木和技术支持,农户自主种植水果,产出由合作社统一收购后返还收入;对于缺乏劳动力或技术的农户,可以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或其他农户,获得租金收益;同时,合作社全年提供务工岗位,包括田间管理、除草等轻体力工作。通过自主种植、土地流转和务工,农户能够实现稳定增收。

2.3 产业深化:农产品深加工与农文旅融合

当村内土地资源开发趋于饱和,王林元进一步带领合作社和村民积极延伸价值链,并探索出两类有效方式。其一是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以消纳次品果并提升附加值。通过制作秋梨膏等产品,将原本难以按鲜果销售的次品果转化为可储存、可销售的加工品,从而将生产过程中的损耗转化为价值增量。

其二是推动农文旅融合,在农业生产基础上叠加文化与体验功能。溪口镇依托本地较为丰富的革命历史文化资源,例如具有重要历史象征意义的苏维埃旧址等革命遗存,并将其与乡村生态景观和水果产业相结合。在具体业态上,通过整合河岸户外拓展基地、露营区以及葡萄、梨、草莓等采摘园,构建历史教育、生态观光、水果采摘与农家餐饮”相结合的复合型体验路径。该模式以采摘体验为核心,将消费从单一农产品购买延伸为参与式体验;同时依托革命历史资源的教育功能,吸引党支部主题教育活动、研学团队及历史文化爱好者,逐步形成稳定的团体客源。通过将农业生产与旅游消费有机整合,樟树村实现了产品结构由单一农产品向多元化体验产品的转型。

3. 集体经济与公共回流:资源入市、协议分红与村民福利连接

为进一步盘活村内集体资源并促进村民增收,2019年樟树村成立了村集体合作社,由此形成“个人合作社(2011年)+村集体合作社(2019年)”并行的“双合作社”格局。村民以“户”为股权单元入股,将山林等原本属于村集体或分散的资源统一纳入村集体合作社管理,实现集体资产的统一运营与收益共享。

在具体运作上,村集体合作社并不直接从事所有经营活动,而是主要承担资源整合与收益分配平台的角色。合作社由村党支部书记兼任合作社理事长,负责资源使用的审批、合作协议签订及收益管理。当村内或外部的经营主体(例如本村的发展带头人或企业)发现某一类集体资源具有开发潜力时,可以向村集体提出利用申请。经村集体讨论和同意后,该经营主体可以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获得对相关资源的经营使用权。

在收益分配机制上,村集体与经营主体签订明确的收益协议,约定每年向村集体支付一定金额的固定收益,形成一种“资源入市+保底分红”的制度安排。例如,当某一经营主体使用村集体的山林进行开发经营时,需要按协议每年向村集体支付固定分红。即便经营项目收益不稳定,经营主体仍需按照合同履行最低收益支付义务,因此这一机制为村集体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村集体获得的收入进入合作社账户后,再通过股权分红在村庄内部进行再分配,体现出集体收益到公共福利的连接机制。

主体

介入的时间/阶段

关键贡献

获益

带头人/村党组织负责人

全程,引领脱贫实践

市场认知输入、率先投入、牵头组织化

产业收益与治理成效

个人合作社

带头人获得个体经营成功后,2011

统一销售、统一定价、统一结算、技术服务

组织层面获示范认定;成员增收

农户

个人合作社成立后

种植销售/租让土地/提供劳动力

多渠道脱贫致富

村集体合作社

为进一步盘活村集体资源,2019

集体土地收益归集体经济;资产合作开发

集体收入→分红/公共福利

外部经营主体(外部企业)

村集体合作社建立后

激活沉睡资源、支付固定分红

获得资源使用权与超额收益空间

 

(四)减贫成效与经验启示

樟树村的减贫成效,体现为村庄发展由分散、低效的传统农业,逐步转向以特色水果为支撑、以合作社为载体、以集体收益回流为保障的组织化发展路径。前期,特色水果种植的引入改变了原有以传统作物为主的生产结构,提高了土地收益水平;中期,合作社将约126户农户、600余亩土地纳入统一体系,并通过统一技术、统一销售和统一定价等方式,推动分散经营转向规模化、标准化经营;后期,村集体合作社进一步介入资源整合与收益分配,形成个人合作社+村集体合作社的双合作社格局,使产业收益能够通过制度化渠道在村庄内部持续沉淀和再分配。与此同时,农户参与方式也更加多元,自主种植、土地流转和基地务工共同构成了较为稳定的增收机制。

这一案例的启示主要有三点。第一,减贫路径的打开离不开发展带头人率先完成产业试探,并将外部市场经验、经营理念和资源网络带回乡村,形成可见收益和示范效应。第二,个体探索要转化为可扩展的减贫成效,还需要形成组织化整合机制。樟树村通过合作社将分散农户、零散土地和市场订单联结起来,并通过技术服务、统一销售、土地流转和务工吸纳等安排,使不同条件的农户都能嵌入产业体系,实现由个体增收到群体受益的扩展。第三,减贫成效能否稳固,取决于产业能否持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樟树村在水果种植基础上发展深加工和农文旅融合,推动收益来源由单一鲜果销售转向加工增值与体验消费并行,从而形成更稳定的持续增收能力。

 

三、资源显化与标准驱动的产业转化路径:富硒农业从“自然禀赋”到“市场价值”的减贫实践

(一)贫困场景介绍(What + When + Where

慈利县农业长期处于一种“资源禀赋存在但未进入市场定价体系”的发展状态,尤其是富硒这一优质资源长期停留在自然属性层面,未能进入市场识别和差异化定价体系,因而没有转化为稳定的产业收益What)。慈利地处武陵山区,表层土壤富硒资源较为丰富,全县富硒土壤预计面积约260万亩,占县域总面积约47%,并孕育出稻米、茶叶、果蔬等多类含硒农产品(Where)。但在较长时期内,这一资源优势并未在农产品流通中体现出来。到2000年代至2010年代初,农产品进入市场时仍主要以普通粮食、鲜果等初级农产品形态参与交易,缺乏统一标识、品质认证和品牌区分(When)。富硒属性既难以被消费者识别,也难以转化为更高价格和更稳定收益。

 

(二)贫困原因分析(Why

慈利县农业贫困的核心在于资源优势未能转化为产业优势,其本质是资源属性未能有效嵌入生产与市场体系,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第一,传统生产模式。慈利县早期富硒农产品以农户自营为主,种植规模小且标准不统一,用于自给或本地小规模交易,缺乏加工、品牌和市场渠道。产品多以原料形式销售给周边市场或批发商,难以获得溢价。

第二,资源属性缺乏制度化识别。富硒资源虽然客观存在,但在较长时期内缺乏系统调查、权威检测和统一认证,资源优势更多停留在经验认知层面,未能转化为市场可识别的品质信号。直到2014-2016年慈利联合相关科研机构完成全县富硒土壤系统调查后,资源分布和硒含量才被较完整地确认。

第三,市场认知不足。硒元素虽对人体健康重要,但早期缺乏认证和营销,消费者无法识别价值,导致资源优势无法转化为经济效益。富硒资源“有其名而无其价”,成为制约农业增值的关键瓶颈。

 

(三)减贫方案与实施策略(How+Who

慈利县富硒农业的发展路径是一个从“资源发现”到“价值变现”的系统工程。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标准和品牌将无形资源转化为有形溢价,通过组织化手段将“散户小生产”对接“现代大市场”。

1. 第一阶段:资源识别与科学确认(2000年前后探索—2016年系统确认)

慈利县富硒农业的发展起点可追溯至农户与经营主体的零散探索。2000年前后,部分农户在水稻、茶叶、柑橘等作物种植过程中逐步发现产品在品质表现上的差异,个别经营主体开始尝试以富硒大米富硒茶等进行初步市场化。然而,由于缺乏科学检测手段与权威认证体系,这类尝试难以形成稳定的市场认可,相关产品仍以同质化农产品形式参与流通。

为解决资源属性不可识别的问题,2014年起,慈利县政府联合湖南省地质勘查局、湖南省国土资源规划勘测院等科研机构,启动全县范围内的富硒土壤资源系统调查。历时两年,调查覆盖全县25个乡镇,完成数万次点位采样,并于2016年形成《慈利县重点区土壤硒含量调查与评价成果报告》。

此次清查由政府主导,与科研机构共同完成,将富硒从模糊的民俗认知转化为精确的科学数据,为后续所有富硒产业的规划和扶持政策提供了依据。这不仅让政府有了产业规划的依据,更重要的是在内部层面唤醒了小农户的资源保护意识,改变了过去“当普通地种、卖普通粮”的粗放模式。

 

2. 第二阶段:标准与品牌体系构建(2017年—2018年)

这一阶段的核心在于,通过标准化与品牌化机制,将经科学确认的资源属性嵌入市场体系,并为分散小农生产建立统一的质量与信用基础。

1)公用品牌建设:资源集中化表达

针对致贫原因中提到的生产主体分散、个体信誉难以被市场识别的问题,慈利县以区域公用品牌作为统一的市场入口。20175月,县政府正式发布“硒有慈利”品牌,县主要领导亲自上台推荐,允许符合标准的生产主体共同使用。该品牌通过将分散农户整合为区域层面的集体信用,有效降低了消费者识别成本,为产品进入更高等级流通体系提供了前提条件。

2)标准构建与技术转化:从资源属性到可控质量

为支撑品牌标准建设,必须通过科技手段解决富硒含量不稳定的瓶颈,将“靠天吃饭”转化为“按标生产”。在品牌框架下,地方政府联合湖南农大等科研机构制定《慈利富硒农产品评价规范》,明确富硒农产品在产地范围、硒含量区间及生产过程等方面的统一要求,并将硒元素吸收机理转化为可操作的技术手册。例如,针对土壤硒有效性差异问题,通过“外喷内补”等技术路径,在关键生长期对作物进行精准干预,使产品硒含量稳定在0.04mg/kg0.3mg/kg区间。与此同时,依托第三方检测与动态抽检机制,“硒有慈利”品牌运营中心对生产过程与最终产品进行持续监管,确保标准的可执行性与一致性。只要产品通过了国家级检测机构的硒含量认证和安全认证,即可获得统一设计的包装和防伪码。这种“谁达标谁受益”的机制,激发了经营主体的质量意识,诱导原本松散的农户向合作社靠拢。

3组织化整合:以合作社为载体的生产体系重构

为保障标准体系在分散生产条件下的有效执行,合作社逐步成为连接技术、标准与农户的关键中介。利用合作社+农户模式,合作社向下通过田间课堂对农户进行技术培训,教农民如何按配比施肥、如何识别富硒作物的生长周期向上对接政府的标准和奖补政策对于按标准种植、加入合作社的贫困户给予种子和生物有机肥补贴。同时合作社承担统一收购与质量把控职能,在不改变小农经营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实现生产过程的组织化整合。

以龙潭河镇为例,农户为能让产品贴上硒有慈利的标、卖出高价,主动向合作社集中合作社通过统一供肥、统一植保与统一收购,让分散的农户自发形成了标准化生产的习惯,破解了生产组织化程度低的难题。这一过程并非行政强制,而是在市场激励下形成的自发组织化调整。

4)渠道破垒:政府推动下的市场准入

多元渠道渗透:政府不仅在慈利县城建立了展销中心,更在省会长沙的繁华地段开设了“硒有慈利”品牌旗舰店。政府提供场地租金补贴或政策支持,引导县内骨干企业(如九九农业、佐胜食品)入驻。此外,慈利政府与步步高集团(湖南超市龙头)、华润万家等大型商超签订协议设立富硒专柜,免除贫困地区农产品的进场费。在此之前,农户的产品进不了省会的高端超市;在此之后,依托政府背书,慈利产品获得了进入一线市场的准入资格,实现了从“山间土货”向“市场商品”的身份转变。

定点采购保障:慈利政府积极对接省电网、省建工集团等大型国有企业的食堂,将“硒有慈利”系列产品列入采购清单。通过“订单式”采购实现了农户从“卖不掉”到“不够卖”的转变。如甘子坪村的富硒米在收割前便被预订一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小农户面临的市场不确定性问题,使产品销售由随机交易转向相对稳定的订单匹配。

本阶段通过公用品牌解决了“没人识”的问题,通过科学标准解决了“品质差”的问题,通过政府组织支撑保障渠道销售,最终让分散的贫困户能够通过规范生产,共享区域品牌带来的红利。

 

3. 第三阶段:产品功能化重构与多元市场拓展(2018年—2020年)

在品牌与标准体系确立后,产业进入了实质性的价值转化阶段。本阶段的核心在于,通过产品重构、认知塑造与符号表达的协同作用,将可识别的资源属性转化为可被消费与支付的市场价值。

1)产品功能化转型:从“初级原料”向“深加工商品”的价值跃升

有了品牌,还需要有能够持续吸引消费者的“硬产品”。企业开始通过加工与技术改造,将富硒属性嵌入具体产品形态之中,使其由抽象质量特征转化为可消费的价值载体。张家界佐胜食品有限公司于2018年引入现代化粉丝生产线,对传统红薯进行功能化开发,通过精准控制杀菌温度、原料配比等工艺流程,确保了富硒红薯粉丝的品质稳定性。更重要的是,产品在包装上强化了“富硒、低GI、健康控糖”等标签。这种转型将红薯从按斤卖的原料变成了按盒卖的功能食品。通过精深加工,企业延长了产业链,不仅缓解了鲜薯的季节性销售压力,还通过稳定的收购价格直接带动了下游种植贫困户的增收。

为了打破资源同质化竞争,在此基础上,富硒属性逐步从单一的粮食作物延伸至全场景的健康生活产品中。例如,依托当地优质水源开发的“富硒矿泉水”;利用富硒生态开发的“富硒万福温泉”,将农业资源转化为康养旅游资产;以及富硒功能茶饮料、富硒蜂蜜等消费品。通过将富硒属性嵌入到等多元场景,使资源价值嵌入更广泛的消费场景之中。

2)认知塑造与差异化营销:政府公信力与企业精准获客的协同

在产品体系建立后,政府与企业共同推动消费端的认知转化,呈现出“大众推销”和“精准科普”的双层结构,针对不同市场实施差异化策略。

政府通过举办“中国·慈利富硒食品大会”,邀请国家级营养专家解读硒元素的科学机理,编写并发放《硒与健康》科普手册,将富硒农产品与“增强免疫力”、“健康抗氧化”等现代消费诉求深度挂钩。这种宣传针对的是大市场、大客群。通过专家背书、权威数据解读和消费场景展示,成功在消费者心中建立起优质优价的心理预期,使富硒农产品从普通农资转变为健康礼品。

企业端则针对不同消费群体实施差异化传播策略,实现市场的精准触达。例如,神州医药集团针对国内中产阶级对“亚健康”的焦虑,自2019年开始通过自有抖音号开设“富硒养生课堂”。由董事长带头,先通过外部专家进行培训,再由员工独立开展直播,将富硒茶定位为“现代人的养生伴侣”,将富硒产品嵌入日常养生场景,主打便捷化、生活化。在开拓马来西亚、港澳台市场时,企业侧重于“药食同源”的文化叙事。例如,重点推介富硒养生茶,将其包装为“来自神秘湘西的长寿茶”,通过中国传统茶文化与现代长寿科学的结合,激发海外华人的文化共鸣。这种分类宣传避免了盲目推销,实现精准获客。

3)外部智力介入:视觉叙事与品牌形象的现代化重构

为进一步提升产品在终端市场中的识别度与吸引力,慈利县引入了外部高端智力资源进行审美赋能。2019年后,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联合高校学生与设计团队对富硒农产品进行包装升级与标签优化。通过现代视觉叙事,将慈利的自然山水、富硒科学与民族文化融入产品设计。这种设计使产品在信息传达上更具专业感和高端感,对接了消费群体对“高颜值、仪式感”的追求。通过联名礼盒、文创包装,使原本分散农户生产的农产品变成了可以作为伴手礼的时尚单品,提升了品牌在都市消费市场中的竞争力和吸引力。通过审美升级,慈利富硒产品不仅改善了产品外在呈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消费边界,成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为健康、为颜值、为文化情怀买单,实现了消费群体的全面扩容。

本阶段通过“产品重构—认知塑造—设计表达”的协同机制,实现了资源价值由生产端向消费端的完整传导,使富硒属性不仅能够被识别,而且能够被理解、被接受并最终被支付,标志着产业由“可进入市场”向“可实现价值”的关键转变。

 

4. 第四阶段:产业融合与价值链延伸(2020年至今)

在标准化生产与市场体系逐步稳定的基础上,慈利县进一步推动富硒农业向农文旅融合方向延伸,其核心在于通过消费场景嵌入实现价值链重构,即将原本发生于流通环节的价值实现前移至消费体验端,从而拓展农业的收益边界。

1)场景重构:以“悬崖花开”营地为核心的康养消费终端

2020年后,以“悬崖花开”营地为代表的文旅融合项目兴起,当地依托张家界景区的客流优势,将原本闲置的生态资源转化为集露营、民宿与农业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空间。一方面,通过露营与民宿承接游客流量;另一方面,将富硒农产品种植、采摘体验与研学活动嵌入旅游场景,其核心竞争力在于“全时段富硒体验”:游客在营地内吃的是直采自周边农户的富硒蔬菜,喝的是富硒矿泉水,参与的是富硒农业采摘。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富硒农业从枯燥的科学数据变成了可感知、可品尝、可互动的健康生活场景。

2)多元利益联结:三维一体的减贫闭环

在此基础上,产业融合进一步构建了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使减贫效应由单一生产环节向多维收益结构扩展。具体表现为三种互补路径:一是土地要素的资产化配置,村集体通过土地入股参与项目开发,并通过保底收益与分红机制获得稳定的资产性收入,“悬崖花开”项目在运营初期即设定每年10万元的保底回报,并在后续阶段提高至15万元,从制度上保障了集体收益的确定性;

二是劳动力的就业吸纳,旅游运营对本地劳动力形成持续需求,营地优先聘用周边农户,提供月均约3500元的工资性收入。周边农户通过参与营地服务与管理获得稳定的工资性收入,降低了对农业收入的单一依赖;

三是农产品的就地转化与销售,项目通过建立“直采直供”的采购体系,营地餐厅优先采购周边农户种植的有机蔬菜和特色农产。将周边农户生产的富硒农产品直接嵌入消费终端。

这一阶段的关键在于:通过消费场景拓展,实现价值链延伸与收益结构多元化,使农业收益不再局限于生产环节。农产品在旅游场景下变成了伴手礼,丰富的富硒农业体验(研学、采摘、康养餐饮)延长了游客的平均逗留时间。这种深度融合破解了山区农业“运不出”的痛点。通过旅游把“消费者”请进山,把“农产品”留在胃里带在车里,将生态资源与农业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内生增长动力。

 

 

 

主体

介入的时间/阶段

关键贡献

成果

地方政府

全程参与,发挥政策引领与行政背书作用

主导富硒资源调查与科学确认;建立区域公用品牌“硒有慈利”,推动产业规划;构建政策支持体系;组织品牌建设与市场对接

“自然资源”转化为“可识别的产业基础”;降低市场进入壁垒;形成制度性支持框架

科研机构(地质部门、高校等)

从资源普查起步,贯穿标准制定与产品创新全过程

开展土壤与产品检测;明确硒含量分布;制定生产技术规范;为品牌发布提供科学背书与科普支持;清华大学等团队进行视觉叙事与包装审美升级。

“经验认知”转化为“科学标准”;为标准化生产提供技术基础;改善产品形象

合作社

生产组织载体,在标准化生产推广时形成,组织小农户对接市场

组织农户参与标准化生产;提供技术培训(田间课堂);统一投入品与收购;对接品牌与政策

提升生产组织化程度;实现小农户嵌入产业链;降低个体进入市场门槛

农户

从分散经营转向标准化生产、再到参与服务业全过程

提供土地与劳动力;按标准进行种植;参与合作社与产业体系;通过土地入股和营地务工实现身份转变;向旅游体系直供农产

“分散生产者”转变为“标准产品供给者”;获得稳定销售渠道获得重收益: 农产品溢价收益;稳定的工资性收入;土地入股带来的财产性收入。

龙头企业

品牌公信力确立,进入深加工与产品创新阶段

开展产品深加工(如富硒红薯粉丝、茶饮、蜂蜜等);进行功能化产品开发;实施数字化转型与直播营销;场景创造与消费升级

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实现从“卖原料”向“卖产品”的转型

村集体

第四阶段产业融合发展后

以土地入股参与项目;参与收益分配与资源配置

获得稳定的资产性收入;增强集体经济能力

 

(四)减贫成效与经验启示

慈利县富硒农业减贫实践的核心成效,在于实现了富硒资源从自然属性到市场价值的转化。通过资源调查、标准建立、品牌发布和渠道组织,原本难以进入市场定价体系的资源优势被转化为可识别、可交易、可增值的产业基础,推动农产品由同质化竞争转向差异化定价,并带动农户收入由单一生产收益向销售、就业和要素收益等多元来源拓展。与此同时,富硒产业逐步由初级生产走向深加工、功能化开发和康养文旅融合,减贫成效也由短期增收进一步转向更具持续性的区域发展能力。

这一案例的启示主要有三点。第一,资源型减贫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地方治理主体能否完成资源识别、规则确认和制度建构,使原本停留在自然层面的资源属性进入市场体系。第二,资源优势要真正转化为广泛覆盖的减贫成效,还需要通过标准、品牌、渠道和组织体系,把分散农户纳入统一的生产与流通网络,使其能够共享区域品牌和市场溢价。第三,减贫成效能否稳固,取决于产业能否继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慈利富硒产业由原料供给逐步拓展到深加工产品、健康消费品和康养文旅场景,说明只有形成从资源识别到价值链延伸的完整转化链条,资源优势才能持续转化为发展能力。

 

 

慈利县减贫经验总结

从整体来看,慈利的实践经验根植于典型山这一高约束环境,因而更具从不利条件中重构发展路径的代表性意义。本质上回应了山区贫困的共性问题,即要素流动受限、资源难以识别以及产业缺乏组织化支撑,这些问题如果分别应对往往效果有限,而慈利将原本分散、难以进入市场体系的要素,转化为可以被持续利用和不断增值的发展基础。这一转型过程沿着基础条件改善产业形态重构价值深化的路径逐步推进,使不同阶段形成了具有内在逻辑的接续关系。

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驱动因素

第一,具备公共协调能力的地方治理主体,需要通过公共投入、规划整合与制度建构,将分散资源转化为可进入市场的发展要素。What”的层面,许多地区并非缺乏资源,真正的约束在于资源长期处于分散的状态,因而难以进入交易与增值过程。慈利的实践表明,这一约束的突破依赖于政府的实质性介入: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慈利县级政府通过中央、省级专项资金及地方配套投入大规模推进路网建设,并以“旅游线、资源线、产业线”的整体规划整合空间布局,打通要素流动与市场接入通道;在富硒农业发展中,县政府主导开展全域资源调查与科学评估,推动“硒有慈利”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并通过政策支持与行政背书组织企业入驻平台、对接商超渠道,从而降低市场进入门槛。由此可见,减贫实践中的“Who”,由具备公共协调能力的地方治理主体通过资金投入、规则制定与市场连接等一系列具体行动,完成资源识别、要素化与市场嵌入的关键转化,将自然禀赋转化为可持续的发展基础。

第二,减贫路径的打开离不开发展带头人“Who”的维度中,带头人的关键作用在于率先发现或提出新的发展机会,并以先行者的方式开展尝试,由此打破原有路径约束,为后续扩展提供起点。慈利樟树村的王林元依托水果采购经验,返乡后引入高附加值水果品种完成引入适配试种的探索,推动村庄由传统低收益作物向特色农业转型;在形成示范效应后,他又通过个人投入、技术扩散和合作社建设,将个人探索进一步转化为集体参与的发展路径。在乡村旅游领域,一些返乡主体依托在地文化资源开展创业,如“古韵溪”民宿项目,通过场景打造与服务创新激活乡村多元发展机会。当带头人的先行探索逐步产生示范效应,时,原本分散的资源与发展机会得以被激活和联结,并通过组织化整合或市场化带动等多种方式扩展其影响范围,减贫也由个体层面的收入改善,转向更广泛群体的参与与受益。

第三,可持续的减贫不能止步于初级生产,而通过价值链延伸构建更稳定的增收能力。“How”的角度看,许多产业型减贫之所以难以持续,根本原因在于长期停留在低附加值、初级开发和销售层面,收益空间有限。慈利的经验说明,可持续的减贫需要具备资源整合能力的经营载体推动链条延伸和业态融合,把原本单一的农产品生产转化为多元化价值实现过程。樟树村通过发展秋梨膏等深加工产品,提高附加值;依托红色文化资源、采摘园和农家餐饮推进农文旅融合。富硒产业则通过功能化产品开发、健康认知塑造和康养文旅融合,把富硒资源嵌入更广泛的消费场景。其启示在于,减贫成效能否稳固,关键要形成从生产到加工、从产品到场景、从单一收益到多元收益的价值链升级能力。

从可转移性来看,慈利经验的关键在于其方法论意义,即在资源约束条件下,通过重构要素组织市场之间的关系,使“无法识别”的资源逐步被激活。对于其他地区而言,只要具备一定的资源基础与制度执行能力,这种发展路径具有较强的适配性,但前提在于能够根据本地约束条件对关键要素进行再配置,而非简单复制具体做法。

 

五、未来可持续发展探讨

慈利县成功实现了贫困治理的突破。然而随着乡村振兴进入深化期,慈利如何从现有的模式迈向持续性增长,依然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第一,生态本底脆弱性与产业扩张之间的张力凸显。慈利县全域以喀斯特山地丘陵为主,具有难修复性和生态承载力有限等特征,可规模化利用的土地资源本身较为有限,无论是特色农业还是乡村旅游,其发展都面临空间约束。在此背景下,产业扩张不仅取决于资源开发能力,也取决于对生态环境的约束与保护程度,如何在有限空间内实现高效利用,成为影响减贫路径可持续性的关键问题。

第二,产业同质化和价值链短缺仍是慈利面临的潜在约束。无论是特色水果、富硒农业还是乡村旅游,如果停留在产品和短链条收益层面,容易陷入同质竞争,难以形成稳定溢价。产业能否发挥当地优势也是重要因素,例如当地某创业项目,虽在初期带动了贫困人口就业,但在长期运行中暴露出原材料外输导致物流成本高、劳动力技能不足以及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的结构性困境

第三,人才短缺与组织化程度不足制约内生发展能力。山区县域普遍面临人才困境,基层队伍老化流失,现代人才匮乏。在此背景下,部分产业发展在实践中呈现出对“能人”的依赖,即发展路径的开启与推进往往依托于个体带头人的资源整合与先行探索。一旦缺乏相应人才,相关产业便可能面临发展动力不足、组织化水平难以提升等问题,缺乏由“外力推动”向“内生发展”的转化。

因此,慈利的经验不仅展示了如何摆脱贫困,也进一步提出了如何在脱贫之后实现持续发展的问题。其意义在于:减贫并非终点,而是发展路径重构的起点;只有当资源转化、产业选择与组织能力能够持续与区域发展相匹配,区域发展才可能真正实现内生性与长期稳定。

 

致谢:感谢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湖南张家界(慈利)站、共青团慈利县委及相关部门、渔浦书院、湖南省佐胜一品食品有限公司、悬崖花开一号营地、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湖南神舟医药有限公司、张家界金福凯盛鞋业有限公司对本研究提供的调研支持。

 

 

 

参考资料

[1] 慈利新闻网. 慈利县情简介[EB/OL]. https://www.clxww.com/content/646747/68/12496312.html.

[2]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张家界市慈利县为优势农作物配齐营养套餐”[EB/OL]. https://agri.hunan.gov.cn/xxgk/gzdt/snyw/dtyw/200610/t20061017_3383292.html.

[3]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湖南省慈利县五跟五走打造四好农村路纪实[EB/OL]. https://jtt.hunan.gov.cn/jtt/xxgk/gzdt/szdt1/202405/t20240521_33307674.html.

[4] 慈利新闻网. 担当作为好支书——溪口镇樟树村王林元同志事迹材料[EB/OL]. https://www.clxww.com/content/2022/08/22/11742363.html.

[5] 中国食品安全网. 张家界市慈利县溪口镇樟树村党支部书记王林元带领村民奋斗致富[EB/OL]. https://www2.cfsn.cn/front/web/site.shengnewshow?sjid=18&lmid=4&newsid=75421.

[6] 清廉张家界. 慈利县溪口镇:小水果实现大梦想”[EB/OL]. https://mp.weixin.qq.com/s/cT5Ret6XALh0_tsMYsDllg.

[7] 新湖南. 圆梦小康丨水果王国的梦想家”——慈利县樟树村王林元带领乡亲奋斗致富的故事[EB/OL]. https://m.voc.com.cn/xhn/news/202111/13778996.html.

[8] 慈利县广播电视台. 【看乡镇】溪口镇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全面动工 / 慈利县盘活土地承包经营权 增加农民财产收入[EB/OL]. https://mp.weixin.qq.com/s/3BLehQrB_50OUcER_V_KuA.

[9] 中国新闻网. 富硒农业产业渐成张家界慈利农户脱贫利器”[EB/OL]. https://www.chinanews.com.cn/m/cj/2017/11-19/8380274.shtml.

[10] 红星网. 县域公用品牌硒有慈利助力脱贫攻坚纪实[EB/OL]. https://www.hxw.gov.cn/content/2020/12/18/12807823.html.

[11] 红网. 慈利县:加强硒有慈利产业化建设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EB/OL]. https://moment.rednet.cn/pc/content/646842/57/141775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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