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涛涛 葛逸晅

一、问题的提出

如果两个国家的经济具有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那么两国会倾向于更加积极地发展合作关系，还是倾向于基于这种依赖关系而更加有效地遏制对方？如果回到十年前，我们相信多数人的回答会是前者，因为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恰恰是产业链全球分布、各国各自受益于自身的区位优势和竞争优势，从而使全球经济更具效率的结果；并且，在那个时代，人们已经对这一逻辑此深信不疑。中国也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作为世界第一大商品贸易国和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国、第二大对外投资来源国，中国与全球不同区域形成了差异化的相互依赖关系。

然而，近年来全球“逆全球化”屡屡抬头，中美对峙局面逐步形成。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来自美国的一轮又一轮的对华打击愈演愈烈：从加征高额关税[1]到对华芯片断供[2]、从打压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3]到联合盟友试图孤立中国，与中国“脱钩断链”，限制中国对外合作[4]。这一切遏制行为的有效性，也同样取决于中国与美国之间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因而，如果我们在今天问出上述问题，答案就会倾向于后者了。

上述问题本身，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现实层面，都无疑是重要的。经过了几千年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每当人们遇到严酷的现实问题，都会向人类文明的不断结晶--已成理论--所求答案；而当已有的理论不足以解释当前问题的时候，人们就需要面对现实，去寻求新的答案，于是，往往已有的理论也就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为此，本文试图探讨国家之间经济依赖关系如何影响国际经贸合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推动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平稳健康发展的建议和启示。

二、经济依赖关系对国家间经贸合作影响的前期研究

（一）经济依赖关系的概念及经济依赖理论

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的存在由来已久。20世纪50~60年代，随着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欧美国家间的贸易和投资迅速发展，经济的互动和联系日益紧密；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实力相对下降，西欧国家和日本在经济领域对美国的单方面依赖状况开始改变，美欧、美日之间农业、轻工业等贸易领域时有争端。面对这一系列国际经济问题，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在1968年出版的《相互依赖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中的经济政策》一书中提出了“经济相互依赖”的概念，他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是“一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之间的敏感反应关系”，并认为，国家间因相互依赖增加会带来的经济和政治的挑战。

在此基础上，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Robert Keohane）在《权力与相互依赖》（1977）一书中进一步厘定了相互依赖的概念，即“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且相互依赖涉及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和环境等多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并且，他们指出依赖关系具有敏感性和脆弱性两大重要维度，二者在程度上的不对称性形成了权力，进而影响国际合作与冲突^[5]。相互依赖既有可能促使双方的互利合作增加，也可能引发竞争和冲突，这取决于各行为体在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所决定的获利能力和程度。

（二）经济依赖关系对国家间经贸合作影响的前期研究

在有关经济依赖关系的讨论之中，学者们最关注的话题，是“国与国的经济依赖关系”究竟有助于彼此间和平和合作，还是会导致更多的冲突乃至引发战争。本文主要聚焦于国与国经济依赖关系对经贸合作的影响方面。

1. 正面观点：经济相互依赖促进经济合作

对于国家间经贸依赖关系与双边经济合作的研究主要存在两派观点。其中一派观点认为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对于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具有正面促进作用。Baltagi等（2008）分析了欧洲地区的贸易依赖和直接投资间的联系，发现随着区域贸易协定（RTA）签订，欧洲国家间经贸依赖程度增加，为了更好地提供贸易服务和跨国协作，欧洲国家间开展了更多外商直接投资在，有利于双边经济合作。Camelia等（2015）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全球，对2010-2014年间的国际贸易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发现各国间相互依存关系更加紧密，这有助于进一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于中国，Torres等（2018）对中国与巴西的双边贸易和资源开采等领域的投资进行研究，认为双方互相存在依赖关系，双边伙伴关系不断加强，中巴双方都能从中受益。Khanindra等（2022）对疫情后中国与南亚国家间经济依存度进行评估，发现尽管存在地缘政治考量，但南亚国家与中国经贸依赖程度不断提升，双边贸易投资也在疫情后迅速回复，南亚国家希望鼓励自由公平竞争，而非过分关注地缘政治问题，以便取得可持续的经济收益。

国内也有大量学者对于经济依赖关系持肯定态度。侯文霞和庞伟杰（2008）分析了21世纪以来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不对称经济相互依赖，认为随着依赖程度的加深，跨国公司和组织作用日益明显，进一步促进双方的合作。保建云（2010）实证研究了1970-2008年间中国与欧洲在贸易对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进而说明经贸依赖有助于双边经济增长，双边贸易成为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推动力量。近年来也有国内学者将目光转向中国以外。牛恒磊和张亚军（2017）分析了金砖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及其合作基础和机制，认为同为新兴经济体的四国比较优势具有互补性，并建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应对发展挑战。华佳丽和庞中鹏（2022）基于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对日本和沙特多年来以能源外交为主线的合作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日本对于沙特更加依赖，也着重加强了双方在皇室、政界、产业合作和人文等多渠道的合作交往。

2. 反面观点：经济相互依赖引起经贸冲突

另一派学者则持相反观点，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是经贸冲突的诱因。国际经济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为贸易摩擦和经济制裁。在经贸摩擦研究方面，Gartzke和Westerwinter（2016）实证分析了上世纪50~90年代国家间贸易依赖度与冲突的关系，发现相互依赖增加了的国家间经济摩擦，但也阻止了冲突向烈度更大的军事化演变。Lee（2018）对美中与美日双边贸易摩擦的案例进行比较，发现双边经济相互依存度增加加剧了两国各自案例中冲突的频率，并指出这种频率的增加主要由于美国对未来贸易环境的负面预期。Kim（2021）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于日本对韩国的出口限制及韩国对日本的“脱钩”现象进行了研究，发现日韩在半导体领域存在相互依赖情况，且日本处于依赖优势地位，当日本对韩国有关强征劳工问题进行裁决不满时，其主动发起了对韩国的出口限制；这也导致韩国半导体企业加快供应渠道多样化和本地化进程，与日本进行“脱钩”以减少不确定性。

随着中美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中美日趋频繁的贸易摩擦也成为了研究热点。邝艳湘（2010）构建了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推理得出随着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两国间发生低级别贸易摩擦事件的概率增加，但低级别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战的概率下降。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起并不断升级对华贸易战，李晓天（2019）从经济相互依赖视角探讨了由于美国一方的脆弱性较小因而更愿意发起对华贸易冲突，并同其盟友联合推行贸易保护政策，但冲突烈度整体仍处于可控范围。李文琪和夏敏（2021）基于贸易、投资、经济自由化等因素综合测算，发现2010-2017年间中美相互依赖程度上升，且中美之间产业竞争愈发激烈；为确保世界领导地位，美国加强了对华遏制，以减少对中国生产线的依赖 。

比经贸摩擦更为严重的经济冲突表现为经济制裁，这一研究在俄-乌问题上尤为集中。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欧美等国不顾与俄罗斯的经贸依赖关系纷纷采取了经济制裁措施，2022年俄乌冲突后这一局势更加明显。Loredana和Gabriela（2017）评估了2007-2014年俄罗斯和欧盟间的经济依赖关系，发现俄罗斯对于欧洲在双边贸易、能源出口和吸引外资方面存在依赖，而欧洲也对于俄罗斯存在明显的能源进口依赖，但双向依赖关系对于欧洲对俄实施的经济制裁并无显著缓冲作用。 Silva和Selden（2020）实证分析了2013~2014年间欧盟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甚至发现对俄经济依存度与制裁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外对于经贸相互依赖究竟是否有利于国家间和平与合作的文献众多，但是学者们始终观点不一。

三、影响“经济依赖关系对国家间经贸合作的影响”的深层因素

针对“经济依赖关系对国家间经贸合作的影响”的已有文献，我们做了进一步的分析，试图探讨影响“经济依赖关系对国家间经贸合作的影响”的深层因素。经过对已有文献研究所处时期及其历史背景的梳理，我们发现有两个重要因素深刻地影响着双边依赖关系对国际经贸合作的作用——即“双边政治关系”与“国际大环境”。

(一) 双边政治关系地位高于经济依赖关系

      1979年，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出版了《国际政治理论》一书，指出各国面对共同获益的可能时更关心分配情况，倾向于加强独立并减少相互依赖，政治关系相较经济关系属于更高议程。根据此前分析，我们赞同肯尼思·华尔兹、高程等学者对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地位差异的看法，即二者并非平等，存在着高低议程之分。在现实中，不同政治体制和制度背景的国家间也不乏多方位、高水平的经济合作，背后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国家间的政治互信。良好的政治互信有助于国家之间构建稳定的政治环境，为企业的跨国经营提供安全的发展环境，免于遭受动荡的政局和波动的经济形势的影响，减少了开展对外贸易和投资的不确定性，促进了双边经济合作的顺利开展（Morrow，1999；杜映昕，2017；邝艳湘等，2017；李兵等，2022）。而当面临领土争端、干涉内政乃至军事冲突等负面的政治关系时，双方密切的经贸活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阻碍作用，而经贸这类“低政治”领域的议题并不能有效抵消安全、军事等“高政治”领域的矛盾（高程等，2022）。这与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并不完全一致。近年来的中美摩擦和俄乌冲突正是最好的例证，无论是中国-美国抑或俄罗斯-乌克兰都有广泛的经贸联系，但当面临所谓“经济安全”威胁，边境军事冲突时，政治互信的缺失使得关系双方采用了经济制裁等威胁手段，甚至引起了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

(二) 国际大环境对“经济依赖关系对两国经济合作的影响”产生明显作用

其次，国际整体环境的变化会对政治因素的作用结果产生影响。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交织形成了国际整体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两国间经贸关系的调整不仅受到两国自身政治关系的影响，同时也不可忽视国际社会大环境中错综复杂的动因。

对于经贸依赖关系对国际经济合作的影响，不同国际环境下表现并不一致。20世纪末至21世纪前10年，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发展迅速，国内外学者的观点相对统一，认为经贸依赖有助于促进和平，降低冲突烈度，并且是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力量。这一时期即使仍然存在政治分歧和政体差异，国际交往中和平与合作仍然是主旋律，“”以经稳政”乃至“以经促政”效用明显，以中美关系为例，双方多次强调要“妥善处理彼此间的矛盾和差异，主张在双边、地区和国际层面不断拓展共同利益，认为中美之间密切的经贸关系可以塑造稳定的中美关系、避免政治对抗”。

但这一时代特征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2016年以来发生了明显转变。经济方面，金融危机后美欧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国内收入差距扩大，导致“逆全球化”思潮兴起，贸易保护主义之下国际经贸摩擦频现，美国与中国、欧盟乃至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多次相互施加关税措施。政治方面，大国地缘政治利益矛盾加剧。2014年，俄罗斯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乌克兰围绕“地缘政治”进行势力对峙，并开启多轮经济制裁，2022年更是爆发了乌克兰危机事件，俄美阵营对抗的氛围让世界愈发割裂。同年美国在印太地区推出“印太战略”围堵中国，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更是极大挫伤中美战略互信。这一情境下，经济依赖关系反而成为了“冲突之源”，贸易冲突、经济制裁的影响不仅阻碍了冲突双方的经济合作，也对全球经贸网络中的第三国造成了不利影响。以中美冲突为例，美国在国际会议和外事活动中不断要求欧洲发达国家以及广大拉美发展中国家选边站队，试图构建以意识形态阵营划分的“小圈子”。

因此，在研究经济依赖关系时，我们不仅应该对国家间本身具有的政治关系进行区分，同样不应回避或者混淆不同时期的整体国际环境，才能更好地在当前把握我国与不同国家间开展国际交往的合适途径和战略。

四、经济依赖关系对国际经济合作的“四象限”分析范式

根据不同时期的国际环境和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变化，我们对前述有关经济依赖关系对国际经济合作影响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而划分出四个关系象限。在不同象限中，由于国际环境和双边政治关系的前提条件不同，国家间依赖关系发挥的作用会有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此前文献中结论不统一的状况，也更有利于把握依赖关系的经济影响。

（1）象限I：背景条件：双边政治关系友好，且国际环境和谐

首先，我们关注象限I（图1的右上角部分），这一象限具有国际环境和谐、两国双边政治关系友好的基本特征，这构成了探讨这一象限中两国经济依赖关系对两国间经济合作的影响关系的主要背景。我们认为，在上述背景下，两国的经济依赖关系对于两国的经济合作关系必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即两国的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越高，就越会进一步促进两国的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Baltag，2008；Camelia等2015；侯文霞等，2008；保健云，2010；牛恒磊等，2017）。如前所述，在21世纪前10年处于全球化和谐阶段，这一时期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发展历程就是这一结论最好的例证。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各国在20世纪90年代前就已建交，双方并无重大价值观分歧，双边政治关系友好；另一方面，双方也具有共同的发展诉求，在产业链上合作空间较大。因此，在这一时期，双边经贸依赖关系持续走强，2009年已经成为了马来西亚、越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泰国、缅甸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与东盟地区签订了一系列自贸协定[6]，双方优势互补、产业链深度融合，近年来更是通过RCEP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7]。

（2）象限Ⅳ：背景条件：双边政治关系敌对，且国际环境紧张

其次，在象限Ⅳ中（图1左下角），这一部分的特征与象限I截然相反，在紧张的国际环境中，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还存在冲突乃至敌对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经贸依赖关系反而成为了国际经济合作的“冲突之源”。即相互依赖关系已然变成了“武器”，两国之间经济依赖度越高，依赖程度较低的一方可以利用这一依赖关系对依赖程度较高的一方挑起贸易摩擦乃至进行经济制裁，进而破坏国际经贸合作的发展趋势（王悠然，2019；刘林青等，2019；Silva和Selden，2020）。这一结论表现在中国与美国在2018年掀起的这场贸易战尤为典型。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者”，双边关系恶化。尽管中美之间经贸往来密切，互为重要经贸合作伙伴，但美国仍以货物贸易逆差为由，利用中国对美国市场、技术、中间品等方面的依赖性，进行多轮关税制裁，并对在美中企以国家安全为由进行审查和限制，严重影响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

（3）象限Ⅱ：背景条件：双边政治关系敌对，但国际环境和谐

第三，我们回到国际环境和谐的大背景，关注象限Ⅱ（图1的左上角部分）。这一象限两国双边政治关系仍然处于敌对状态，但国际环境由紧张变为和谐的特征。我们认为，在上述背景下，两国经济依赖关系对于两国经济合作虽存在消极影响，但影响程度有限。即双方相互依赖关系越高，尽管全球大环境有利于增进互信、加强合作，但受限于长期双边政治冲突，双边国际合作增长乏力（王毛平，2009；邝艳湘等，2017；Gartzke和Westerwinter，2016）。在苏联解体后，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曾有过短暂的“蜜月期”。9·11事件后，美国对俄政策曾有暂时调整，2002年双方签署了《美俄法律互助条约》，共同打击犯罪和恐怖主义，双边贸易也在2001~2006年间持续提升。然而2007年美国在波兰建立了导弹防御系统计划，遭到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对；次年俄罗斯发动了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对美国主导的北约东扩予以强硬回击，美俄政治关系又一次走向恶化，经贸增速震荡放缓，2009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跌幅更是远超美国总体外贸降幅。但当时国际环境总体相对和谐，2010年之后美俄经贸往来有所恢复，直至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彻底终结了美俄关系向好发展的进程，其后美俄两国合作空间全面收窄，再难弥合长期的战略分歧。

（4）象限Ⅲ：背景条件：双边政治关系友好，但国际环境紧张

最后，我们关注象限Ⅲ，即图1的右下角部分。这一象限相较于象限I，仍然保持两国双边政治关系友好的基本特征，但国际环境处于紧张和大国对抗的局面。我们认为，当国际环境趋于紧张，大国对抗愈发明显的大背景下，即使两国双边政治关系友好，经贸依赖关系对国际合作的积极效应也会受到限制。即两国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越高，对于两国经济合作仍存在促进作用，但影响效果因国际大环境而折损（史沛然，2019；曹廷，2020； Urdinez等，2020）。这一结论与当前中国与拉美国家间经贸合作的现状相互契合。中国和美国均是拉美国家的重要经济合作伙伴，在2018年以来中美对抗的大背景下，美国对中国与拉美间的合作频频提出担忧、质疑乃至打压，甚至在美洲峰会等平台公开宣扬“中国威胁论”。尽管中拉长期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特别是近十几年中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但美方的言论和施压也引起了拉美国内对于中拉贸易及投资的顾虑和警惕，对于中企在拉美的正常经营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图1：两大因素支持的“四象限”分析范式

五、 经济依赖关系对经贸合作影响研究的启示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重要启示：

第一，两国的经济依赖关系并不能直接促成双边合作的不断发展。这一观点对于在全球化的氛围中快速发展了几十年的中国尤为重要。事实上，如前所述，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两国间的经济关系相互依赖，也曾与部分国家多次产生摩擦乃至对峙，但2008年金融危机前罕见的全球化盛世，很容易给人们造成“世界已经进入了和平且共荣发展轨道”的美好印象。面对当前全球复杂的政治局面以及疫情后全球经济的低迷状态，我们在发展国际关系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第二，左右两国的经济依赖关系与经贸合作关系的两大深层要素是两国间政治关系和全球大环境。其中，“两国的政治关系”是相对明确的关系。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后，随着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恶化，我国经济发展与安全所面临的系统性挑战；而“国际大环境”则包含较多的因素，它提示我们，在考虑两国的经济依赖关系和经贸合作关系时，要放眼全球，要将全球的政治态势和经济形势考虑在内，而不能仅仅着眼于纯粹的两国关系。例如，在当前的国际大环境下，中美政治关系长期难以破冰，而中美两国大国的对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当今世界的政治氛围，美国推行制造业供应链“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在2022年6月第九届美洲峰会上又启动“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APEP）倡议，以重新布局和巩固西半球经济交流合作，减少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这些动作都无疑增加了中国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合作的不稳定因素。

第三，即使如本研究所阐述的，两国的经济依赖关系并不能直接促成双边合作的不断发展，但对于与我国友好的国家，我们仍然要积极把握机会，在充分理解和考虑这些国家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的切身利益的同时，也要积极地通过促进双方经济的依赖关系，去努力推动双边的经贸合作与发展。以拉美地区为例，21世纪以来双边经贸合作持续快速增加，成为中外友好关系的压舱石。中美贸易战之前，国际整体环境相对温和，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合作主要从“发展角度”考虑，双边经贸依赖关系不断提升有助于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实现经济产业互补，增强政治互信，持续推进共赢发展。2017年以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吸引了许多拉美国家加入，“一带一路”成为中拉合作的“新平台、新抓手”，至今已有21个拉美国家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MOU，中拉贸易、投资关系进一步深化。由于中拉之间基本不存在地缘冲突等政治不利因素，在当前国际大环境相对恶化的状态下，我国更应在考虑依赖关系的条件下，着力推动和发展与拉美的经贸关系，进一步加强双边依赖，努力探讨与拉美平等互利、共赢发展的机会与策略，真正起到“以经稳政”甚至“以经促政”的积极作用。

作者简介：

  陈涛涛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拉美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拉丁美洲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葛逸晅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2018级博士生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拉丁美洲管理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员

参考文献：

[1] 保建云. 中欧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依赖性及贸易保护主义治理[J]. 国际贸易问题, 2010(05): 29–37.

[2] 曹廷. 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中的美国因素[J]. 和平与发展, 2020(1): 80-96+132-133.

[3] 杜映昕, 郭美新, 余心玎. 国家间政治关系对行业贸易的影响: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J]. 经济学报, 2017, 4(01): 13–40.

[4] 高程, 部彦君. 大国崛起中“以经稳政”的限度、空间和效力——对“经济压舱石”理论的反思与重构[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2(10): 4-41+164-165.

[5] 侯文霞, 庞维杰. 论相互依存与中国—东盟合作[J]. 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10(2): 27–29.

[6] 华佳丽, 庞中鹏. 试析复合相互依赖视角下日本与沙特的关系[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2, 41(10): 25–29.

[7] 邝艳湘, 向洪金. 国际政治冲突的贸易破坏与转移效应——基于中日关系的实证研究[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7(9): 139-155+160.

[8] 邝艳湘. 经济相互依赖、退出成本与国家间冲突升级——基于动态博弈模型的理论分析[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0(4): 123-138+159-160.

[9] 李兵, 董青岭. 伙伴关系升级与对华贸易相互依赖[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2(07): 80-99+158-159.

[10] 李文琪, 夏敏. 中美产业不对称依赖与冲突的影响研究[J].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 2021, 36(12): 69–76.

[11] 刘林青, 陈紫若. 权力优势、贸易依赖与他国外交政策相似性——中国美国的比较分析[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19(04): 66–88.

[12] 牛恒磊, 张亚军. 基于相互依赖理论的“金砖国家”选择性合作探讨[J]. 经济研究导刊, 2017(13): 177–180.

[13] 史沛然. 中美贸易摩擦下的拉丁美洲:基于贸易数据的发现和思考[J]. 国际经贸探索, 2019, 35(10): 71–90.

[14] 王毛平. 中日经济相互依赖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分析[J]. 日本研究, 2009(04): 37–41.

[15] 王悠然. 警惕美国滥用经济相互依存性[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 003.

[16] Baltagi B H, Egger P, Pfaffermayr M. Estimating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effects on FDI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08, 145(1): 194–208.

[17] Cooper R N. 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

[18] Das K Ch.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Since COVID-19: China and South Asia[J]. China Report, 2022, 58(2): 131–151.

[19] Gartzke E, Westerwinter O. The complex structure of commercial peace contrasting trade interdependence, asymmetry, and multipolarity[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016, 53(3): 325–343.

[20] Keohane R O, Nye J S.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J]. Survival, 1973, 15(4): 158–165.

[21] Kim Y-H. Interactions between Japan’s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and Korea’s responses: “decoupling from Japan” vs. “decoupling from Japanese firms”[J].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2021, 5(1): 19–31.

[22] Lee Y.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Peace: a Cas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US-China and US-Japan Trade Disputes[J]. East Asia, 2018, 35(3): 215–232.

[23] Loredana S, Gabriela P. The EU and Russia Shifting Away from the Economic Logic of Interdependence – an Explanation through the Complex Interdependence Theory[J]. European Integration Studies, 2017, 11(1): 120–137.

[24] Morrow J D. How Could Trade Affect Conflict?[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99, 36(4): 481–489.

[25] Silva P M, Selden Z.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economic sanctions: a case study of European Union sanctions on Russia[J].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0, 33(2): 229–251.

[26] Torres A P.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from neo-colonialism to interdependence? Brazil Case[J]. Dimensión empresarial, 2018, 16(1): 185–194.

[27] Urdinez F, Mouron F, Schenoni L L, De Oliveira A J. Chinese Economic Statecraft and U.S. Hegemony in Latin America: An Empirical Analysis, 2003–2014[J].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2016, 58(4): 3–30.

[28] Waltz K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 1st edition. Long Grove, Ill:Waveland Press,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