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涛涛、冯舰、范纪玮、安浩甄

近年来，受地缘政治冲突、供应链重构及各国产业政策竞争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格局正经历深刻演变。以2026年4月为观察节点回望，2025年的全球FDI虽然在总量上实现了技术性反弹，但实体投资指标依然疲软，投资重心加速向数据中心、半导体等少数战略行业集中，区域分化日益明显。在此宏观背景下，中国的双向投资也呈现出结构性调整的新特征：对外直接投资（OFDI）展现出强劲韧性，加速向“全球南方”转移；而外商直接投资（IFDI）虽连续三年下降，但降幅收窄、行业结构持续优化。本文旨在系统梳理这一演变趋势，并分析中国双向投资在“双循环”战略框架下的应对与未来走向。

一、全球FDI宏观格局演进与最新态势

（一）全球FDI的历史演进与驱动因素

从历史演进视角审视，全球FDI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驱动逻辑和运行规律。

第一阶段是2008年之前的“和谐全球化阶段”。这一时期，尽管存在短暂的扰动，全球跨国投资规模总体上呈现迅猛增长态势。其背后的核心逻辑是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动机与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需求高度契合。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看，其拥有强烈的对外投资动机，并延续传统的对外开放策略，通过跨国投资获取市场、资源和效率优势。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80年代之后，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满足自身发展的迫切需求，开始逐步敞开国门，积极引入外资，形成了强烈的吸引外资需求。这种“供需匹配”推动了全球FDI的持续扩张。在这一时期，因为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及911事件，2001年全球FDI经历了显著下滑，但这仅是对跨国投资活动的短暂冲击，并未削弱国际化的根本动力。

第二阶段是2008年至2017年的“后危机调整阶段”。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跨国投资的强势增长趋势不复存在，进入相对波动阶段。其背后的逻辑是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重新审视并调整其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的策略，以适应新的全球经济格局。发达国家在危机之后重视国内产业发展，审慎对外投资，积极吸引外资，同时开始关注国家安全问题。发展中国家则在危机中抓住了跨越式发展对外投资的机遇，同时也意识到吸引外资需要符合本国的发展需求。这一阶段，发展中国家在全球FDI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尤其是吸引外资方面。2014年，发展中国家接受外资规模首次超过发达国家，2020年以来占全球FDI总量的约60%以上。

第三阶段是2018年至今的“动荡加剧阶段”。这一阶段，FDI震荡加剧，背后的逻辑是世界舞台上发生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它们对全球化进程及国际投资格局产生了显著影响。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重大事件连番冲击全球各国，给跨国投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使得对其未来走势的预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二）2025年全球FDI的核心特征及原因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初步统计，2025年全球FDI呈现出"总量疲软、行业集中、区域分化"的三大特征。

1. 总量特征：实体投资仍然低迷

2025年全球FDI总额增长14%，达到约1.6万亿美元，结束了此前连续两年的低迷。但这种增长主要是技术性反弹，投资者信心依然疲弱。构成实体投资的几个关键指标均为负增长：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国际项目融资连续第4年下降，降幅高达16%；新建绿地项目数量减少16%；跨境并购金额减少10%。这些数据表明，企业不愿作出长期资本承诺。

更为关键的是，2025年全球FDI的增长被若干欧洲经济体的通道式交易显著放大。剔除这些"金融中心/通道流量"后，全球FDI的真实增幅仅为5%左右。UNCTAD报告明确指出，任何增长可能主要是由重大一次性交易以及流经金融中心的管道流量的波动推动的，受持续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地区冲突、政策不确定性和经济碎片化趋势的拖累，实际项目活动可能仍然低迷。

总量疲软的深层原因在于投资逻辑的根本转变。近年来全球FDI走势的宏观背景可以概括为“三重冲击叠加”。第一重冲击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俄乌冲突延宕不止，中东局势动荡不安，这些地缘政治因素深刻影响了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推动投资从“全球化”向“区域化”转变。尤其是美国等部分国家提出组建排他性的产业联盟推动“脱钩断链”和“友岸外包”，干扰了全球经济秩序。第二重冲击是全球供应链重构加速。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企业更加重视供应链的安全性和韧性，而非单纯的成本效率，很多跨国公司纷纷采取多元化、近岸化和区域化策略，以减少供应链中断风险。第三重冲击是主要经济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美国出台“美国优先投资政策”，欧盟强化外商投资审查机制，各国产业政策竞争加剧，这些政策变化增加了跨国投资的不确定性和合规成本。因此，面对地缘政治与经济碎片化，全球资本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导致更加侧重谨慎布局、分散布局、短期操作。全球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实际FDI在近年来整体呈现出下降的疲软态势。

2. 行业特征：投资向少数战略行业集中

2025年FDI的行业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特征，投资高度集中于数据中心、半导体等少数战略行业。数据中心绿地投资总额超过2700亿美元，占所有投资项目的五分之一以上；半导体相关项目价值比上一年增长35%。这两个领域成为全球FDI增长的核心引擎。

数据中心投资的爆发式增长，主要受人工智能技术竞争加剧驱动。AI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需要海量算力支撑，数据中心成为AI时代的基础设施。投资目的地优先选择发达国家（如法国、美国）及具备算力资源的新兴市场（如巴西）。法国接收数据中心投资最多，其次是美国和韩国；同时，巴西、泰国、马来西亚等新兴经济体也获得了大量数据中心投资，这些国家在能源成本、气候条件或政策支持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以巴西为例，其土地资源丰富、冷却用水充足以及以水力发电和可再生能源（陆上风能、太阳能光伏发电）为主的多元化能源结构，都促进了巴西数据中心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巴西也发布一系列支持政策，巴西国家开发银行 (BNDES) 在 2024 年9月宣布设立一项 20 亿雷亚尔（约合 4 亿美元）的专项信贷额度，用于支持数据中心建设，而数据本地化立法（例如《巴西通用数据保护法》(LGPD)）的引入，通过强制要求本地数据存储，推动了对数据中心的投资。

半导体投资的增长则反映了全球芯片供应链重构的趋势。在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欧盟《芯片法案》等政策推动下，半导体制造产能正从高度集中的东亚地区向美国、欧洲等地分散。同时，地缘政治考量也促使各国加强对半导体供应链的控制，推动相关投资快速增长。根据UNCTAD《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第50期，2025年前十大绿地投资中，有5项都是中国台湾的台积电在美国的大型投资，包括在亚利桑那州建设三座新的半导体制造厂和两座先进封装设施。

与战略行业投资火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可再生能源、工业和房地产、全球价值链密集型产业均出现下滑。可再生能源绿地投资项目下降28%，降至1970亿美元；全球价值链密集型产业中的绿地项目在经历了前两年的强劲增长后，在2025年出现下降，电子、汽车、机械、纺织等行业项目数量和总价值双双下降。这种行业分化深刻反映出全球资本流向的重塑，相比于传统的效率最大化，当前投资更看重技术自主、供应链可控与数据本地化等非经济性战略诉求。

3. 区域特征：主要经济体资本流向呈现显著分化

2025年全球FDI的区域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分化特征，不同区域的表现差异显著。

美国吸收外资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作为全球最大的FDI接收国，美国2025年流入量增长2%，保持稳定。这主要得益于美国在AI、半导体等战略领域的领先地位，以及《芯片与科学法案》等产业政策对外资的吸引力。2025年美国对多经济体加征或威胁加征关税，也影响了全球资本布局。一方面，理论研究和历史经验表明，关税可能诱发企业通过在东道国直接投资来规避跨境关税成本；另一方面，2025年的政策与市场实践也体现出，受到关税及产业政策的驱动，美国半导体、EV电池等战略领域的本土投资明显上升。与此同时，多边或双边谈判中频频出现“以投资承诺换取关税待遇”的安排。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美国在吸收FDI时，不仅依赖传统的市场与制度优势，还叠加了由关税与产业政策驱动的效应。UNCTAD也指出，2025年美国出台了“美国优先投资政策（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为促进伙伴国投资配置额外行政资源，鼓励特定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

相比之下，欧洲地区外资流入承压明显。2025年，欧盟接收的FDI虽然增长了56%，但这一增长主要来自少数几笔大型交易，如阿联酋在法国投资400多亿美元的数据中心项目。剔除这些特殊交易后，欧洲FDI的实际表现并不乐观。实际上，欧洲的FDI近几年波动异常剧烈，根据UNCTAD发布的数据，2020至2024年欧洲地区吸收的FDI分别为459亿美元、2234亿美元、-612亿美元、2215亿美元、1981亿美元。即使剔除爱尔兰、卢森堡、荷兰、瑞士等通道经济体后，欧洲的FDI仍然呈现下降态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俄乌冲突持续、能源成本上升、经济增长乏力等因素持续影响欧洲的投资吸引力；另一方面，欧盟在经济安全框架下持续强化外资安全审查，将军民两用物品、人工智能、关键原材料等敏感领域纳入强制审查范畴，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外资流入。

同期，中国吸收外资亦受到外部环境波及。流入中国的FDI连续第三年下降，2025年下降8%，初步估计为1075亿美元。中国在全球FDI中的占比从2020年的15.5%下降至2025年的约6.7%。这一下降趋势反映了全球地缘政治紧张、主要经济体政策不确定性以及中国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将在后续详细说明。

然而，部分新兴市场受益于当前形势实现增长。2025年，泰国和土耳其的FDI流入量强劲增长，分别增长35%和29%，印度也实现了73%的增长。这些国家的增长部分受益于全球产业链重构带来的“转移效应”和新型领域的投资。在中美贸易摩擦和关税壁垒的影响下，部分跨国企业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至这些国家，以规避关税风险。同时，这些国家自身也在积极改善营商环境、提供投资优惠，吸引外资流入。以泰国为例，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发布，2025 年的投资促进申请数量和金额均大幅增长，秘书长纳里特表示，其驱动因素主要包括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制造业正在转移，企业在保持“中国制造为中国（in China for China）”的同时，也在努力实现中国以外的多元化发展，并在东盟地区扩大生产，以出口到全球，包括美国；此外，快速发展的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投资，加速了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云服务在泰国的投资，来自新加坡、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等的公司正在以百兆瓦级园区为单位重塑泰国的数字基础设施格局。相比之下，投资者对印度的青睐还得益于印度国内的大市场潜力。

区域分化的深层逻辑同样在于“安全逻辑”对“效率逻辑”的替代。在全球经济碎片化趋势下，投资目的地选择不再仅仅基于成本效率考量，而是更加重视政治关系稳定、监管环境可预测、供应链安全等因素。与此同时，从东道国角度看，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引入外资时，越来越强调本地产业链的延伸与实际生产能力的构建。跨国企业在进行商业布局时必须兼顾和回应东道国的这种产业诉求，构成了当前全球投资格局的一大显著特征。

二、中国双向投资的结构性调整与内在动因

（一）中国对外投资的结构转型与驱动因素

据商务部、外汇局初步统计，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在逆全球化、贸易壁垒上升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背景下仍保持增长，流量约1743.8亿美元，同比增长7.1%，继续位居世界前列，显示出较强韧性与明显的结构重构特征。

从投资特征来看，中国OFDI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第一，投资目的地加速向“全球南方”转移。投资重心明显从欧美市场转向东南亚、拉美、中东、非洲等地区，其中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长17.6%，占非金融类OFDI比重近30%。第二，行业结构从终端制造向上游资源延伸。汽车和新能源终端制造投资趋于谨慎，转而加大对关键矿产（锂、铜、镍）及基础材料的投资，以保障供应链安全；同时，数字基础设施（数据中心、5G）成为新兴投资重点。第三，投资方式更加多元化。在欧美投资审查趋严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更加注重通过合资、战略联盟等多种方式进入目标市场，投资策略更加灵活务实。

中国OFDI增长及结构转型的背后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国际因素来看，首先是关税冲击推动企业通过第三地布局维持市场进入。欧美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光伏等优势产业加征关税，中国企业通过在东盟、拉美等地设厂、布局渠道和开展贸易服务型投资，来维持对欧美市场的出口准入。其次是投资审查升级倒逼战略调整。欧盟和美国持续收紧外国投资审查，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量子、生物技术、半导体等敏感领域，显著提高了中国企业在欧美投资的合规成本和不确定性，推动中国资本转向合作意愿更强的新兴市场。第三是全球供应链重构带来区域再配置，全球供应链由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与韧性优先，促使中国企业构建“中国总部+区域生产基地”的新布局。

从国内因素来看，首先是产能布局优化与产业升级的双重驱动。中国近年来人口红利减弱、消费需求偏弱、通缩压力持续，以及房地产等传统高资本吸纳行业收缩，导致国内投资回报空间受限。在这种背景下，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更倾向于将资本投向海外，以寻求新的增长空间和更高回报。其次是政策支持力度加大。政策层面强调“推动投资合理增长”“支持企业高质量走出去”，更加突出产业链升级、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国际化经营。ODI备案流程优化、时限缩短，也提升了投资便利化水平。第三是“一带一路”倡议进入深耕阶段。“一带一路”倡议进入第二个十年，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角色正从供应商、工程承包商向产业链、价值链合伙人转变，投资结构实现了从被动调整到主动重构的跨越。

从结构性因素来看，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与中国在制造业、资源、加工和基础设施方面互补性强，“一带一路”框架降低了制度和融资成本，在全球供应链重构和科技封锁背景下，这些地区还承担了产能外溢、资源保障和供应链安全的多重战略功能。

（二）中国吸引外资的结构转型与驱动因素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统计，中国在2024年总计吸收外资1162.4亿美元，相比2023年降低28.8%，仍保持发展中经济体最大引资国地位。2025年全年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0392家，比上年增长19.1%；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477亿元，下降9.5%，降幅较2024年收窄，但近四年来华外商直接投资下降趋势仍未扭转。2026年1-2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631家，同比增长1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614.5亿元人民币，同比降幅进一步收窄至5.7%，外资流入企稳态势初步显现。

从投资特征来看，中国IFDI呈现出“总量下降、结构优化”的特点。尽管总体外资流入量有所下降，但行业结构有着积极的发展态势。2024年，中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311.2亿美元，在全行业总量中的占比逆势提升至26.8%，较2020年扩大了5.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35.1亿美元，占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比重为43.4%，同比提高3.7%，制造业利用外资质量进一步提高。外资流入量下降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零售和批发行业，而制造业和科学研究领域则有显著增长。2019年至2023年期间，高新技术产业实际利用外资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15%，其占外资总额的比例从27%上升至37%。

从来源地分布来看，亚洲仍是中国最大的投资来源地区，2024年来自亚洲十国/地区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共计991.6亿美元，占实际使用外资总额比重为85.3%。我国香港在吸引和利用外资方面的支持作用日益突出，2002年至2024年，我国实际利用中国香港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当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比重从34%上升至69.6%。新加坡作为第二大投资来源地的地位得到了显著巩固和提升，其份额在2024年达到了9.3%的十年新高。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在近期表现出回暖，其排名从2022年的第九位显著跃升至2024年的第三位。

近年来中国IFDI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客观分析。

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朱冰将外资下降原因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随着国内劳动力、土地成本上升，一些成本敏感型、劳动密集型的外资在全球范围调整布局；二是外资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外资企业竞争优势弱化，选择逐步退出中国市场；三是不少外资企业顺应国内产业升级的趋势，积极调整在华投资布局；四是地缘政治因素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显著上升，部分跨国公司将部分新增投资分散至其他国家。

除了以上原因以外，美国关税壁垒也导致以中国为基地的对美出口型投资减少。长期以来，部分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目的是利用中国的制造优势生产产品出口至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然而，随着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高额关税，这种“在中国生产、出口美国”的投资模式变得不再经济可行。这部分以出口为导向的外资不得不调整全球布局，将生产基地转移至越南、墨西哥等不受关税影响的国家，导致中国IFDI下降。这一因素与商务部提出的“地缘政治因素”相关，但更具体地指向了关税壁垒对特定类型投资的挤出效应。此外，央行2025年《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更多储蓄”占比超过六成，“更多消费”仅两成左右，意味着国内居民消费意愿偏弱，一定程度也会影响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增长前景的预期。

综合来看，中国IFDI的下降是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外部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周期性因素包括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跨国投资整体疲软；结构性因素包括中国产业升级、劳动力成本上升、国内企业竞争力增强；外部冲击包括地缘政治紧张、关税壁垒上升、供应链重构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总量下降，但行业结构的优化表明外资正在调整而非单纯撤离，资本在从传统行业抽身的同时，把更多资源押注在中国的未来产业上。

三、小结

本文以2026年4月为时间节点，系统回顾了全球FDI格局演变与中国双向投资的结构性变化，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全球FDI格局正在经历深刻重构。从“和谐全球化”到“后危机调整”再到“动荡加剧”，全球FDI的驱动逻辑已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2025年全球FDI虽然实现技术性反弹，但实体投资指标持续疲软，投资重心加速向数据中心、半导体等少数战略行业集中，区域分化明显：美国表现坚挺，欧洲持续承压，中国亦受影响，而泰国、土耳其等部分新兴市场则受益于产业链重构实现增长。

第二，中国OFDI展现出强劲韧性与结构转型。在逆全球化、贸易壁垒上升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背景下，中国OFDI仍保持7.1%的增长，投资目的地加速向"全球南方"转移，行业结构从汽车新能源终端制造转向关键矿产、数字基础设施等战略领域。这表明中国对外投资已由规模扩张为主，转向以区域重构、产业链延伸和战略布局优化为核心的新阶段。

第三，中国IFDI下降需要辩证看待。虽然IFDI连续三年下降，但降幅逐步收窄，行业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占比显著提升。外资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商务部提出的四点原因（成本上升、竞争加剧、产业升级、地缘政治），也包括中国消费市场预期走弱和美国关税壁垒导致出口型投资减少等因素。外资"撤离"更多是结构性调整而非全面撤退，资本在从传统行业抽身的同时，把更多资源押注在中国的未来产业上。

展望2026年及未来，全球FDI流量的前景高度不确定。UNCTAD指出，任何增长可能主要是由重大一次性交易以及流经金融中心的管道流量的波动推动的。受持续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地区冲突、政策不确定性和经济碎片化趋势的拖累，实际项目活动可能仍然低迷。战略行业（尤其是数据中心和半导体）的大型项目可能会支持持续的高资本支出总额，但项目活动可能仍然停滞不前且地理位置更加集中。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对于中国而言，双向投资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对外投资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和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持续，中国企业在新兴市场的投资机会将更加广阔，中国与东南亚、拉美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加工装配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高度互补，中国资本的注入契合了东道国加快工业化进程、提升本土产业配套能力的迫切诉求；但同时也需要应对投资审查趋严、合规成本上升等挑战。在吸引外资方面，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链和快速技术迭代能力仍是吸引外资的核心优势，“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同时也将“大力提振消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从而稳定外资预期，增强外资信心。面向未来，中国需要在“双循环”战略框架下统筹“引进来”与“走出去”，在落实“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过程中，既要防范脱钩断链风险，又要避免闭门造车陷阱，在开放与自主、增长与风险之间找到新的平衡，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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